亚当·斯密的「看不见的手」究竟意所何指？

亚当·斯密照

袁大羽译、赖建诚校

译自：William Grampp, What did Smith Mean by the Invisible Hand?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(2000) 108(3): 441-465.

摘要：我们若回归亚当·斯密的本意，会发觉「看不见的⼿」并不是能解决某个问题，就可以推及于所有问题的万灵丹，也不是现在⼈们赋予它的各种意涵中的任何⼀种。它单纯是指商⼈因为有⾜够的诱因⽽将资⾦留在国内，导致国内资本财产的增加与国防⼒量的加强；此⼆者皆⾮商⼈的本意，但对社会⼤众都有利。斯密的解说，显示他的修辞扭曲了他的经济学，混淆了他对⾃由贸易的论点，他也藉此操弄事实，并且玩弄别⼈的想法

我们如果给古典经济学配上歌曲背景，歌曲的名称当然是「最初的五个字」，也就是「看不见的手」。歌曲的开始应该由单⼈清唱，以符合这五个字最初的单纯本质；歌曲的结尾应该由众⼈各唱各的调，以反映这五个字后来被诠释成各式各样相互⽭盾的主张。

「看不见的⼿」是斯密写过的⽂字中最为⼈熟知者，尤其对那些读过关于斯密的著作，远超过读斯密原著的⼈⽽⾔，肯定是熟悉得⽆以复加。如果我们按照「看不见的⼿」受到世⼈嘱⽬的程度，来衡量其重要性，那么它的确很重要。但是备受與论重视，不⼀定表⽰它真的很重要。

在我看来，「看不见的⼿」的重要性不如它的趣味性。⾸先，它是斯密对自由贸易整体主张的⼀部分，它在好⼏个地⽅是机敏的论述，有⼏次显得狡猾，还有时候似是⽽⾮。整体看来，斯密选择的这个名称，既可以代表后来⼈们误以为真的观念，也可以代表他原本希望，他们能够持守的真理。简⾔之，就此论点⽽⾔，斯密既是艺术家也是教授。其次，「看不见的⼿」之所以有趣，是因为它已经成为经济政策论战中的辩论⼯具，常常被⽤来斥责某些⼈对价格机能的认知视野狭隘。第三，斯密对这项观念的论述中，少有或甚⾄于没有证据，可以⽀持后⼈对「看不见的⼿」的种种诠释。这就又提供⼀个例⼦，说明伟⼈的⽂字在读者眼中，可能代表不同的意义，甚⾄被曲解成连本⼈都不认识的意义。

说「看不见的⼿」的重要性不如它的趣味性，是因为它在《国富论》中既⾮主⾓，也⽆特殊地位。它只是跟斯密对国内资本的⼀些想法有关，这些想法诚然重要，但并不会因「看不见的⼿」之起落⽽消长。「看不见的⼿」也和斯密的经济政策重要主张有关：国防⽐财富重要。但是，同样地，这项主张并⾮建⽴在「看不见的⼿」的观念上，没有它也没关系。

诚然，多数⼈（并⾮全部）是引⽤《国富论》中的想法，来诠释「看不见的⼿」，但是斯密当初说明「看不见的⼿」时，并未⽤到他们所引⽤的想法 （只有⼀个例外）。

斯密说了什么，有那么⼤的关系吗？理当如此。如果「看不见的⼿」的本意被⼈误解，那么这些误解斯密本意的主张，也可能同样地会被别⼈误解。 例如，我们如果把「看不见的⼿」 诠释为价格机能（其实它不是），可能会使⼈忽视斯密对价格机能的许多保留意见；也可能会使⼈忽视他所谓的「单纯的⾃然⾃由体系」（simpl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）观点。这个观点其实既不单纯，也缺乏系统，更不能适⽤于所有的市场。我们稍后会细数斯密所主张的几项干预⾏动，希望能使那些动辄引⽤斯密的话，来⽀持市场经济的⼈，停下来冷静地想⼀想。他们其实可以找到⽐「看不见的⼿」更好的论点，来⽀持市场经济说。但这并不表⽰，反对市场经济的⼈可以就认为斯密站在他们这边。斯密所提出的这些干预⾏动，只能算是市场经济的例外状态，并不能构成有系统、有说服⼒的理论，来反对市场经济。市场干预措施只有在某些例外情况下才适⽤，例如在 1815-1846 年问，英国⾕物法案的长期⼤辩论中，保护主义者就引⽤斯密的话，主张当进⼜货物与国产品竞争，⽽且国产品在国内要纳税时，政府就应当对进⼜货物课征关税。结果保护主义者失败，法案被撤销。你能说这是⾃由贸易的胜利吗？你能说这是⾃由贸易论者的挫败吗？

我想提出一套说法，来厘清斯密或任何人对「看不见的手」的主张。首先要区别：

（a）斯密实际上说了些什么？

（b）他的话有什么含义？

（c）我们从他的话，可以合理地推论出什么？

（d）我们从他的话，可以猜测出什么意思？

（e）他当初的真意可能是什么？

（f）我们会把他的话，认定成什么意思？

第二步是要尽可能地贴近（a）与（b）。要记得（c）的重点在于「合理地」，只有当a、b、c都走不通时，才去尝试（d），或者根本不要去碰它。至于（e）和（f），把它们留给那些（如 George Stigler 所说的）用想象力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人吧。

上述步骤是沿着一条又直又窄的道路前进，这条道路通往一个目的崇高、简洁宏伟的大原则：「要么就把它搞清楚，否则就别碰它。」或许这个大原则是完美主义，就算这篇论文再怎样努力，也无法达到那种境界。不理会这个大原则的人会说：「请容我告退，名人所说的名言，往往被用来表达与他本意完全不同的东西。」确实如此。然而，读者若能因为下面这段话而有所警惕，那么这篇论文仍有其意义：「其实斯密没有说过市场需要引导，也不太相信市场需要引导。既然如此，各位请想一想，看不见的手（套用斯密的用语）要如何引导市场？」

斯密在《国富论》中，使用「看不见的手」来描述某种特殊的条件，说那个条件在竞争市场的交易中可能存在，也可能不存在。那个条件是：某个人在以某种方式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，同时产生对每个人（包括自己）都有利的好处。如果某位商人，在国内或国外投资的利润相当，他可能因为投资国内较为安妥而选择国内，从而加强了国防的力量；由于他增加了国内的资本（这是军事⼒量的来源之⼀），这对每位国民（包括该商⼈）都有益处。我在第⼆节会详细说明，斯密对「看不见的手」的诠释，也会以长篇幅引⽤他的原⽂。

斯密在《道德情操论》（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）中，也提到「看不见的手」，但意义不同。在《论天⽂学》（Essay on Astronomy）中也有，意义又异于前者。后⾯的这个意义，在《论物理学》（Essay on Physics）中重现，不过他称之为「看不见的物」（the invisible beings）。 第三节说明，与《国富论》中意义不同的「看不见的手」和「看不见的物」。《情操论》中的「看不见的手」不太受⼈注意，虽然那本书的读者都是认真聪明的⼈，但《情操论》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。那两本论⽂⾥所提到的「看不见的手」和「看不见的物」，更是鲜为⼈知。但是《国富论》⾥的「看不见的手」就不同了，它受到充分或甚⾄过度的注意，单就我所知道的，就有九种诠释（当然不⽌）。 我本来还有第⼗种，想称之为我的诠释，但我不能这样做，因为我不相信⾃ 1776 年以来，这种观点末曾被⼈⽤来诠释过「看不见的手」。

01

关于另外那九种诠释。

1、最常见的诠释，认为「看不见的手」是市场的⼀种特征或性质，可以使每个⼈的⾃利⾏为，除了促成⾃⼰的好处，也造就其他⼈的利益。「其他⼈」可以是社会、公众、每个⼈、别⼈，或仅指另⼀个⼈。这种诠释背后隐含的意义是：斯密相信若⼈⼈追求⾃利，并透过市场来从事经济活动，那么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互利、繁荣、和谐的。

斯密从末说过⾜以⽀持这种诠释及其隐含意义的话。他在描述「看不见的手」的那⼀章内，确实说过⼈们在追求⾃利时，可能会增加国家的财富， 从⽽加强国防⼒量，这是对⼈⼈都有益的事。然⽽他在同⼀章也说：（1）利⼰之举，只有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，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;（2）如果新增的财富留在国内，公共的利益才会增加。

这两项条件不⼀定会存在。更何况斯密还指出，⼈的⾏为不⼀定都在追求⾃⼰的利益：⼈们可能搞不清楚，什么是对⾃⼰有利的事情（例如他们在该节省开⽀时，却没有这么做）。即使他们知道利益之所在，也不⼀定知道如何有效地运⽤它（例如对某项事业太过乐观）。他们甚⾄可能完全不考虑⾃⼰的利益（例如耽于逸乐⽽误了正事）。

总之，斯密从未说过，⼈们在追求利⼰时会受到⼀只看不见的⼿，引导到利⼰利⼈的状态。然⽽许多⼈认为他说过这种话，其中不乏地位崇⾼之⼠。《新 Palgrave 经济学辞典》的主编，曾搜集「看不见的手」的⽂章，集结成书《看不见的⼿》 他们在导论说（加引号者是引⽤斯密的话)：

斯密虽然只提过两次「看不见的手」，他却已将有史以来最强⼤的⽐喻，带进经济学的语⾔⾥。斯密当初赋予这句话的意义，⾄今⼤致上相同。也就是说，每个⼈在谋求利⼰的同时，会「受到⼀只看不见的⼿的 引导，促成某种⾮他本意的结果」。这个结果就是「⼤众的利益」。

请读者将这段话，与我在第⼆节内所引⽤斯密的原⽂相对照。

Palgrave 那本名为《看不见的⼿》的书，也收录《新Palgrave 经济学群典》⾥，讨论「看不见的⼿」的那篇⽂章。那篇⽂章对「看不见的⼿」（就是本⽂所说的第3种诠释），既不同于该书序⽂的解释（就是本⽂所说的第1种诠释），也不同于斯密⾃⼰的解释，更不同于该辞典在介绍斯密时，对「看不见的手」的说明（就是本⽂所说的第2种诠释）。

2、第⼆种诠释也同样常见，但⽐第⼀种精致许多。这种诠释认为，「看不见的手」就是价格机能，是⼀种可以将各类市场集结起来，构成全⾯性和谐（或⼀般均衡）的⼒量，也能引导经济朝向国家财富极⼤化的⽅向发展。

斯密是说过，当买卖双⽅只谋求⾃⾝的利益时， 会以双⽅都满意的条件完成交易。这当然意味着均衡状态。但是财富就会因此⽽最⼤化吗？那是另⼀个问题。如果买卖双⽅在竞争市场交换，那么答案是肯定的，否则答案是否定的。所以买卖双⽅的⾃利⾏为，确实会引导市场价格机能，但是这并不⾜以证明此种⾏为符合 「⼤众的利益」。对此，斯密在（好⼏百页之后）讨论「看不见的手」时，指出「⼤众的利益」就是国家的财富增加。不过斯密的这项主张，「双⽅⾃愿进⾏的交易，将产⽣令彼此满意的结果」， 确实暗⽰市场有⾃我导引的功能。关于这项暗⽰，斯密在解释市场价格，如何⾃⾏调整到⾃然（长期均衡）价位的过程时，把它明⽩地说出来。这又进⼀步暗⽰着，市场并不需要劳烦政府来控制。关于这项进⼀步的暗⽰，斯密在解释⽤法律来对付垄断和独占，终将徒劳或产⽣反效果时，把它明⽩地说出来。

然⽽，斯密对价格机能的想法（他都解释得很明确），却与「看不见的手」毫⽆关系。「看不见的手」指的是，商⼈在谋求⾃利的同时，发现把资⾦留在国内有利可图，结果使得国家保卫国民（包括那位商⼈）的⼒量增强。这跟价格机能的导引功能不同。价格机能指的是，⼀个⼈若想要某样东西， 必须⽀付对⽅所要求的代价。众⼈的这类⾏为在不知不觉中，会促成资源的最优配置，或产出的最优分配，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的第⼀基本定理：如果所有的个⼈与⼚商都是价格的接受者，则竞争均衡必然是「帕累托的最优状态」 （Pareto optimal）。有学者说这个定理可以回湖到「看不见的手」，其实并⾮如此，不过它确实可追溯到斯密对市场的其他看法。

3、新奥地利学派认为，看不见的⼿是⼀种「比喻」，⽤来说明「个别的⾏为在⽆意识之下，所带来有益的社会秩序」。这和本⽂第2种诠释（认为「看不见的手」是价格机能）相近，但又不完全⼀致。因为第3种诠释认为，「看不见的手」还代表社会秩序，可以经由每个⼈的独⽴⾏为⽽浮现；也就是说， 每个⼈的作为虽然独⽴于他⼈，⽽且也⽆意图与他⼈建⽴关系，但它将产⽣并形成某种对每个⼈都有益的社会秩序。

斯密对经济的看法，与Ludvig von Mises 及哈耶克等新奥地利学派学者的见解，有何差异或相似处？这是个有趣的问题。我们若深入探讨，可能会发现，斯密对「单纯的⾃然⾃由体系」（simpl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）的忠诚度，还不及新奥地利学派。不论如何，探讨的结果都⽆法将「看不见的手」与奥地利学派的看法联系起来。在他们看来，市场之所以产⽣， 是缘起于众⼈各⾃的独⽴⾏为，也是⽆意向与⽆预期之下的结果。没错，「看不见的手」会带来⾮意向性的结果，但并不是有益的社会秩序。「看不见的手」的好处，是在于促进国防。「看不见的手」所带来的这项利益虽然重要，但其复杂性与规模都⽐不上社会秩序，或「看不见的手」所隐含的价格机能。

「新⼚商理论」中，第2种诠释和第3种诠释⼀齐出现。这个例⼦可以说明对「看不见的手」的误解，会导致对斯密其他观念的误解，同时也会误解不少对市场的见解。「新⼚商理论」的主旨，是市场并⾮万能。如 果市场万能，那根本就不需要有⼚商，但事实上是有⼚商存在。新⼚商理 论指称，斯密末能认清⼚商与市场的权限应有所区隔，说他相信市场万能。其实斯密并⾮如此，我们只要仔细念他的书就会清楚 这⼀点。实际上，斯密认为市场所能做的事，还⽐不上「新⼚商理论」所宣称的。

4、接下来，有⼈强烈、清楚、坚定、毫不迟疑地说，「看不见的手」就是市场竞争。既然如此，那么「看不见的手」⼀定是好的，因为竞争是好的。市场竞争驱使⼈们（实际上是胁迫他们），善⽤所拥有的资源与所得，从⽽促进公共利益。他们认为这⼀点「⽆可置疑」。

其实斯密没说过「看不见的手」就是市场竞争，也没有这样暗⽰过。他说过市场竞争是良好管理的朋友、独占是节俭的仇敌、节俭是使资本财增加的直接原因。但是他不曾在描述「看不见的手」时提到这此事情；也不曾说，在每种竞争的市场⾥都有「看不见的手」；更不曾说，在每种⾃利动机的⾏为⾥都有「看不见的手」。只有当情境诱引商⼈把资⾦留在国内时，「看不见的手」才对商⼈有引导作⽤。此外，斯密相信市场竞争固然有很多⽤处，但并⾮万能，例如它不能提供国家安全。他说：「国防……远⽐富裕重要。」这才是千真万确的事。

5、还有⼀种诠释虽有其见地，但就观念上或语⾔学的层次⽽⾔，都远⽐不上前⾯⼏种，它认为「看不见的手」就是交换⾏为⾥的相互利益。

这种观点有其根据。斯密确曾说过，交换⾏为会产⽣对双⽅都有利的结果。在他之前也有⼈这样写过，其中包括西寨罗。斯密可能从西塞罗学到分⼯的益处，以及民⽣福利等观念。但是这些作者并没有将这种利益， 归功于某种「看不见的⼒量」。斯密亦是如此，他认为这只是寻常的智慧⽽已：⼈⼈都知道屠夫与⾯包师傅，并⾮出于慈悲才提供⽣活必需品。这种智慧并不会因为有「看不见的手」⽽消失，斯密也没有⽤它来解释「看不见的手」。

6、近年来有⼀种新看法，认为「看不见的手」 完全不是⼀种有益的⼒量， 对斯密⽽⾔它不具有任何正⾯的含义。「看不见的手」可能只是个笑话。

这种诠释很不寻常，因为它是以斯密那三本提到「看不见的手」的著作为根据，同时也说这三本书对「看不见的手」的定义是⼀致的。就《论天⽂学》⽽⾔，这种诠释肯定是正确的，因为斯密在那本书中，对「看不见的手」持批判态度。但是对《情操论》内「看不见的手」，就不能这么说了。斯密在 《情操论》中，虽然把「看不见的手」⽤在他所不赞同的⾏为上，但结果却改善了该项⾏为。进⼀步说，这两本书中「看不见的手」的意义，都和《国富论》所指涉的意思不同，⼆者又彼此互不相同。所以就算这两本书中的「看不见的手」不具意义，我们也不能就此推论，《国富论》的「看不见的手」也不具意义。毕竟「看不见的手」（跟其所源出的⾃利⾏为⼀样），在《国富论》 中是有正⾯意涵的。

7、最近还有⼀种源⾃「演化⼼理学」的新看法，认为「看不见的手」是⼈们藉以学习得到知识、技巧与习惯的过程。 经由这些知识、技巧与习惯的引导来从事买卖交易，可以使个⼈的财富极⼤化，国家的财富亦可能如此。

这种诠释认为「看不见的手」是有益的，也认为斯密就是这么说。他还说自利的⾏为可能会有效率，并且符合⼤众利益。他还说「带来如此多优点的」分⼯（division of labor），「系随着⼈们对沿街叫卖、物物交换、相互交易的倾向（propensity），⽽逐渐演化出来的」。这些说法都与这种诠释⼀致。但斯密也说过，这种倾向或许是⼈类的天赋，也有可能是推理能⼒的产物，这就暗⽰它不是演化过程的结果。

更⾜以反驳这种诠释的，是斯密从末说过「看不见的手」是演化过程的结果，他也没有说过任何⾜以引申出这种诠释的话。这并不是否认，市场的运作不会随着时间演化。其实市场会演化得更有效率，资源会使⽤得更具⽣产⼒，所得的消费会更有效果。这些都没有错，但它们与 《国富论》（或斯密著作中的）「看不见的手」毫⽆关系。

8、还有⼀种⽐较抽象的诠释，认为「看不见的手」是经济⾏为与所有⾏为的主要推⼒、⽆所不知的监⼯、最终极的原因。这三项形容在观念上各不相同，但在此被视为相同的意义，来表⽰「看不见的手」是⼀种超越⼈类意志的有益慈善⼒量，是⾃然秩序中⼀种天佑⼒量。

这种诠释有些类似《情操论》对「看不见的手」的解释。但我们不能把这种诠释⽤在《国富论》，否则就得哲时抛弃理性，或是忽略Jacob Viner 所说的：这两本书之问有「情节重⼤且⽆法弥补的歧异」。《国富论》与这种 （第8种）诠释都认为，「看不见的手」会导致有利的结果。可是「看不见的手」只有在某些情境下才能如此。我们若说《国富论》的「看不见的手」就是第8种诠释所说的天佑⼒量，那就必须假设：（1）这种天佑⼒量使⼈追求⾃利（或许和沿街叫卖、物物交换的倾向，同样都是来⾃天赋）；（2）⾃利的⾏为都是有益的。斯密在写《国富论》时若采纳第⼀种假设，那我们现在看不出来。⾄于第⼆种假设，我们很清楚他没有，因为他讨论过利⼰⾏为与⾮利⼰⾏为未必符合⼤众利益。我在第三节中，会⽐较「看不见的手」在《情操论》与《国富论》内的重⼤差异。

9、第9种诠释最为有趣，它主张「看不见的手」是⼀种借着阻挠资⾦外流，⽽促进国家安全的⼒量。它之所以有趣是因为：

i）它⼀开始就引⽤斯密在 《国富论》中，讨论「看不见的手」的语句；

ii）它认为「看不见的手」的具体⽤途，是在减少资⾦外流；

iii）它认为财富在国内或国外的配置，会与国内的就业和产出相关，这是斯密很看重的⼀点。这件事因为有很重要的影响，我将在本⽂的第2节 说明；

iv）它认为斯密之所以要谈「看不见的手」，是为了要回答当时反对⾃由贸易的声浪；

v）最后，它把「看不见的手」称为象征（simile），⽽⾮隐喻 （metaphor）。

虽然有上述优点，但这种诠释并不完整。它只提到「看不见的手」与产业、就业的关系，末能说明与「安全」的关系。这是否因为投资在国内可以提⾼就业，所以⽐投资在国外更有优点？斯密是这么认为。但这是否代表国内的就业是经济政策的⾸要⽬标，⽽其他⽬标都次要？很难这么说，因为斯密是在⿎吹⾃由贸易的那章内这么说的。他所说的「安全」，是什么意思？可能的答案是：由于资⾦留在国内要⽐在国外安全，所以成为国家可⽤来保卫国民的资源。我在第⼆节会进⼀步说明。

总之，「看不见的手」曾经被诠释为：（1）是利⼰的⾏为，同时造福他⼈的⼀种⼒量;（2）价格机能;（3）「个⼈⾏为会对社会，带来⾮本意的有益结果」这种观念的代⾔者;（4）市场竞争;（5）交换⾏为⾥的相互利益； （6）⼀场笑话;（7）⼀种演化的过程；（8）⼀种天佑⼒量；（9）克制资⾦外流的⼒量。

第二节

现在从⼏个⽅向，来看斯密⾃⼰对「看不见的⼿」的「诠释」：
（1）《国富论》如何解释；
（2）《国富论》如何解释「个⼈⾃利⾏为，对国家财富与国防的影响」；
（3）「看不见的⼿」与「个⼈⾃利⾏为，对国家财富与国防的影响」之间的关系。

《国富论》只有第四卷（政治经济制度）第⼆章（对国内能⽣产的货物， 应否限制国外之进⼜），论及「看不见的⼿」。「看不见的⼿」必须在「个⼈的某类利益，与⼤众的不同类但又相容的利益，幸运地相⼀致」这种特殊条件下才能成⽴（但是这项特殊条件未必成⽴）。商⼈从事交易增加财富，这当然符合他的利益；这笔交易并不会減少其他⼈的财富，反⽽很可能会增加，这是对他⼈有利的事。如果商⼈把新增的财富留在国内，这是对⼤家都有利的事（包括该商⼈）。⼤家的利益之所以会增加，是因为国内的财富可以⽤来保卫国家。该商⼈透过谋求⾃⼰的某类利益，同时也促进了每个⼈（包括他⾃⼰）的另⼀类利益；他原先并⽆此意，也不知道有此贡献。

⽤现代的术语来说，国防是⼀种公共财产，国内资⾦存量的多寡会影响它的强弱。有些交易可以增加国内资⾦存量，产⽣有利的外部效果，从⽽促进此种公共财的实际或潜在数量。从事这类交易的⼈，既⽆意于促进国防，也不知道有此贡献，但是终究有此贡献。他们的⾏为显⽰，对某⼈在某⽅⾯有利之事，可以在另⼀⽅⾯对众⼈有利。「看不见的⼿」就是在此情况下运作的利⼰⾏为，私⼈的交易⾏为在此情况下，能够产⽣正⾯的外部效果，从⽽扩增公众利益。

这项诠释包含斯密的四个想法：

（1）国防是经济政策的目标之⼀，不宜单⽤财富增加之多寡来衡量经济政策；

（2）财富是国家所倚赖的国防资源之⼀（此外还有⼈⼒、其技能与⽃志）。财富存放在国内⽐国外安全，对国防也⽐较有责献;

（3）个⼈的进取⾏为，唯有在竞争的状态下才有可能促进国防;

（4）个⼈在竞争的状态下进⾏利⼰⾏为时，既⽆意于促进众⼈的利益， 也不知道会有此贡献。

以下说明有哪些证据，可以解释上述四点斯密的想法。

1、他清楚地表⽰，国防应该是经济政策的⽬标。他说政府应该藉由关税保护、管制，甚⾄奖勋等⼿段，来⿎励民间制造国防必需品，例如⽕药与船帆。他还说政府应该⽤关税保护，与其他可以降低外国船队竞争⼒的⼿段，来加强商船队的规模。他对「航海法」的⽀持，清楚地表明他的主张。他承认该法案降低了效率，从⽽使国家的财富达不到原本可能的⽔平，但他说这是历来的法案中最明智者，因为「国防……远⽐富裕重要。」

2、斯密认为国防有赖于国家的财富，他说「枪炮的费用昂贵，最能付得起的国家，占明显的优势」。这些话出现在第五卷第⼀章，该章讨论政府的三⼤功能：国防、司法、公共⼯程（他对国防的讨论，远超过其他两项）。他在该处以及它处所说的话，在显⽰他对军事史的深厚知识，加上他对军事、军⼈和⽃志的⾼度兴趣，使得他的举动好像是⾮常认真、⽃志⾼昂的军事将领，这是从《亚当·斯密传》得到的印象，虽然书中没有明⾔此意。他最担忧的事情之⼀，就是基层军⼈缺乏⽃志，以及中阶军⼈的⽃志未达应有⽔平。他主张⼆者应各依适当的⽅法训练，以习得适切的勇⽓与⽃志。

斯密讨论「看不见的⼿」时，特别强调存放在国内的财富，有别于国内外的总财富，因为他相信国防主要依赖国内的财富存量。客观的读者此时会（正确地）认为，⾃由贸易本来就意味着资⾦的⾃由移动，以及资⾦的部分出⼜，所以斯密认为资⾦出⼜有害之说，实乃⽆稽之谈。「看不见的⼿」会把资⾦留在国内，这就是它的益处，也是斯密唯⼀明⽩指出的益处。他从末说「看不见的⼿」有其他益处。他说某个⼈若投资在国内的、竞争性的，且最有利的⽣意，⽽⾮投资在国外，则此⼈「在此处，如同在其他⼏处，会被⼀只看不见的⼿牵引着，去促成⼀种⾮其本意的⽬标」。

斯密说「其他⼏处」有何⽤意？是说除了投资于国内竞争的⽣意，还有其他的交易也可以增加国内的财富、促进国防？或是说投资在国内，除了能促进国防还会促进其他的⽬的，例如在他处所称的「国家的壮盛」？或是斯密使⽤「其他⼏处」来同时包括这三种意义？

斯密讨论枪炮武器时，并没有区分存放在国内或国外的财富。有⼈可能因此推论说，存放在国外的资产对英国仍具有军事价值。斯密在贬抑重商主义者的主张时，的确如此说过。重商主义者认为，透过贸易顺差⽽流⼈国内的资⾦，在战争时可⽤于国防，因此贸易顺差具有军事价值。斯密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，因为军事所需的资⾦可以经由出超取得。可是出超就是贸易顺差，重商主义者指的就是这个意思。这项⽭盾是斯密在讨论重商主义时所犯的⼏项错误之⼀；他最⼤且可能最不为⼈注意的错误，是说重商主义者主张⾦钱就是财富。

斯密特别注重国内的财富，因为这会影响国内的就业、⼯商业和贸易， ⽽且这三项都关系着国防的强弱。他⽤⼏种⽅法，来说明「国内」的重要性。 他说留在国内的资⾦，⽐滞留在外者更安全，他虽然没有明说原因，但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，那是因为它们更容易被征⽤于国防。他明⽩主张，应该「⿎励」国内「对国防有必要的⼯业」。他说⼠地是所有资本中最安全者，它不像商⼈的资⾦可以挪来挪去，甚⾄随他⾼兴⽽流出。国内贸易优于国际贸易，因为它对国内产业的增进效果，是国际贸易的两倍，也⽐较快获得报酬。就业⽔平和资⾦存量，共同决定国家的财富，所以就业的重要性不⾔⽽喻。斯密为何特别注意国内就业，我们只能推测其原因。依我看，他认为住在国内的英国⼈，⽐住在海外者更容易被征召来保卫国家（美国的独⽴战争就是明证）。

3、斯密认为，唯有在竞争下从事利⼰活动时，才会增加国家的财富。他说（这也是在提及「看不见的⼿」那⼀章），个⼈若在不受国外竞争的保护下从事利⼰活动，即使其个⼈或产业的资本增加，国家的资本也未必因⽽增加 。

斯密在那著名的⼀章（译注：第四卷第⼆章）的最开始，先略述个⼈在累积资本的同时，可能不知不觉、⽆意之间促进「公众的利益」（可以名之为国防）。他在数页之后详细说明这个题材，谈到个⼈、其资本以及看不见的⼿。

他说：每个社会的全年总收入，正是其⼯商业全年总产出之可交换价值，所以总收入和可交换价值是同⼀件事。因此，当每个⼈尽所能地运⽤其资本来⽀持国内产业，就会同时使该产业的产出价值臻于最⼤。也就是说，每个⼈都在尽⼒使社会的全年收入极⼤化。然⽽，他通常既⽆意于推动公众利益，也不明⽩推动了多少。他之所以选择⽀持国内⽽⾮国外产业，只是为了⾃⼰的安全；他之所以尽⼒使投资有最⼤的产值，也只是为了⾃⼰的利益。他在此事上，跟对其他许多事情⼀般，是由⼀只看不见的⼿带领着，去促成某种⾮他本意的⽬标。纵使社会末普参与促成此项⽬标，情形也未必逊⾊。个⼈在谋求利⼰时，所能够促进的社会公益，往往⽐当他真⼼诚意要促进时还更有效。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有⼈为了社会公益⽽交易买卖，还能达成什么真正的公益。那其实只是装模作样，在商⼈中很少见，不必多费唇⾆就⾜以劝阻商⼈这么做。

深思熟虑的读者此时可能会质疑，我把斯密所说的「看不见的⼿」诠释成是在推动国防，究竟是否合理？他没有使用国防这两个字，他只明白地说，看不见的手可以增加国内资本。

这个问题是一位匿名的博学评审，在评阅本文时提出的，他认为「看不见的⼿」主要是在谈国内资本的累积而非国防。他认为这是个可以申论的要点。他又说，斯密认为，有利于国内资金的事亦会有利于国防。这位评审还恰当地指出，斯密有一段文字与他的看法一致。斯密在论「看不见的⼿」之前的一两段，先汇总他在另⼀章中对资本的长篇讨论，认为国内贸易优先于国际贸易，这是由于前者对国内资本与就业有较⼤的帮助，随后才提出「看不见的⼿」。

其实并不尽然。在我先前所引⽤的段落中，斯密并没有把国内资本与就业的增加归功于「看不见的⼿」，⽽是归因于⼈类单纯的⾃利动机，这是⼀种不⽤引导、⽆需协助的⼒量。当某个⼈决定将资本留在国内⽽⾮国外时，他不会不明了其经济后果。他知道这会使得他在国内所雇⽤的⼈⼯⽐他把资本送到国外时多；他也明⽩，由于他把资本留在国内，国内的产出会⽐他把资本送到国外时多。在斯密看来，商⼈所不知道的是，他的这项作为可能会加添国家⼒量。

斯密在另⼀章⾥讨论资本时，说：「就财富所能发挥的⼒量⽽⾔，财富就是国⼒的表征，所以国⼒必然与该国每年产出的财富成正⽐。」他又说：「每个国家政治经济的主要⽇标，是在增加国家的财富与国⼒。」他没有说国⼒端赖于存放在国内的财富，但是他清楚地表示，存放在国内的财富⽐存放于国外，更能够安全地提供国⼒的保障。

因此，国家的财富是众⼈在⾃觉状态下，为了利⼰⽽努⼒的成果。⼀国之国⼒，包括军事⼒量，则是这种努⼒⽆意（但幸运的）结果，也就是「看不见的⼿」的成果。

还有可再申述者。讨论资本的这⼀章有许多争议，斯密驳斥，藉由补贴或其他⽅法来促进出⼜，他认为⽆此必要。商⼈从事国际贸易，是因为⽐国内贸易更有利可图，不过后者（斯密不厌其烦、长篇累牍地说明）亦有其优点。斯密笔下，国内贸易的优点相当多，读者可能会因⽽困惑，说是否应该扶持国内贸易。这种结论会扭曲⾃由贸易者的意思。只要是在竞争的环境下， 商⼈不需要别⼈教，就会把资本投在最能增加国家财富之处。只要在国内能够获得的利润与国外⼀样多，他就会把资本留在国内。资本在国内可以产⽣多种在国外不会有的益处，他在本章对这些益处有详尽的说明，并建议读者珍惜国内贸易的诸般优点。当他写到谈「看不见的⼿」的那⼀章（译注：第四卷第⼆章「对国内能⽣产的货物应否限制其⾃国外之进⼜」）时，已经明 表⽰国际贸易不⾄于损及国内贸易。

从表⾯上看，第四卷第⼆章所主张者，是废⽌导致业者独占市场的进⼜关税，换⾔之，它主张废⽌关税障碍。对于不构成障碍的进⼜关税，虽然着墨不多，但还是按照本章的根本精神，同样主张废⽌。所谓本章的根本精神，是指不论个⼈或民族，都想我最便宜的采购价格。从财政收入的观点来看关税，这是另⼀回事，但在本章内末置⼀辞。

斯密在陈述他的主张（译注：废⽌关税障碍）时，逐⼀考虑可能的反对理由。其实这些理由在当时已常见。他在此处的推论， 显得观察入微鞭辟入⾥。这种功⼒在斯密的其他⽂字中⽐较少见，在李嘉图的著作中⽐ 较明显。这也使得擅长分析的经济学者，由于⽓味相投⽽较接受李嘉图，疏远斯密。此外，本章显⽰斯密喜欢修辞藻饰，喜欢⽤⾔辞技巧来赢得辩论，⽽⾮真正解决问题。他的取胜之道是靠⾔词上的说服，⽽⾮论点上的坚定有⼒。斯密喜欢修辞学其实不⾜为奇，因为那本来就是他最初的兴趣，他在转向研究经济学之前对此早已钻研多年。 他对三种反对废⽌关税障碍的理由，分别提出答辩。对很有把握者，他在答辩中提供令⼈安⼼的保证。对没有把握者，他有时坦⽩以对，有时虚词狡饰。

第⼀种反对的理由，是担⼼⾃由贸易可能会对国内某些经济活动造成伤害。持这种看法的⼈会说，农牧业易受伤害，尤其是⾕物业与养⽜业。斯密的答辩，与当时的各类贸易政策辩论相当不同，令⼈侧⽬。他说国产⾕物价格，纵然⽐进⼜的⾕物⾼，但是这个价差仍低于将⾕物从外国运到英国的运费。他接下来的结论，不论读者主张⾃由贸易或保护主义，⼀定都⼤感意外：他说⾕物的进⼜关税，并没有保护英国农⼈。⼈们受到幻觉的影响，误以为关税有保护作⽤，从⽽⽀持关税。他们之所以受制于此幻觉，是因为他们偏离了慷慨分享的本性，转⽽拥抱商⼈与⼯⼚⽼板，那种吝啬独占的⼼ （这可能正是这些⼈的本性）。斯密说，农民完全不必担⼼⾕物⾃由进⼜，他引⽤当时⼀位「知识⾮常渊博作家」的书，指出当时⾕物的年平均进⼜量， 还不及年平均消耗量的 0.2%（0.175%）。

斯密引⽤的这段⽂字值得注意，它源⾃查理⼠斯密的《关于⾕物贸易与⾕物法案的三种思索》（1766）。所谓「平均」不及0.2%（他的表达⽅式是 1/571），是针对 1697-1764年的68年间，根据四种⾕类（⼤麦，燕麦，裸麦，⼩麦）的数量（⽽⾮价值）计算得到的。如果当初查理⼠斯密，先计算各别⾕类每年进⼜价值占消耗值的⽐例，再加权平均，计算四种⾕类在 68年间的⽐例，则总⽐例可能不是 1/571。然⽽查理⼠斯密当初没有这么做，现在也⽆法重建这些⽐例，因为他只记载⼩麦的价格。此外，我们对查理⼠斯密的数据还有更严重的疑虑：⾕物进⼜量在这 68年间起伏波动太⼤。就⼩麦来说，在这68年之间有六年的进⼜量，⽐平均进⼜量多 30%到 3,000%，各占 各年消费量的 0.14%到 3.4%。就这 68 年整体来看，⼩麦的年进⼜量，占年消费量的 0.11%。这些都不是什么⼤数字，但若与价格的波动合起来看，就⾜以使查理⼠斯密相信，进⼜关税、出⼜奖励以及其他的管制有其必要。其中某些作法或许有待商榷，但精神仍值得保留。然⽽斯密在赞扬查理⼠斯密时，却绝⼜不提这⼀点。斯密也不提，⾕物的进⼜⽐例之所以这么低，就是受到进⼜关税的阻碍。博学多闻的查理⼠斯密，对此倒是有很多话要说。他列举英国在 1698-1766 年间，通过的20项⾕物贸易法案，这还没有算入在 1698 年之前已通过，在这段时间持续有效的法案。

如果斯密真的相信农业未受益于关税保护，那他就不需要反对关税保护， 然⽽他却这样做。他在次页警告说：「以⽴法的⽅式，长久地禁⽌进⼜⾕物与⽜只」，将会限制国家的⼈⼜与产业。他又机巧地说，限制⽜只进⼜会导致国内⾕物的产量下降，因为这种限制会拾⾼⽜价，导致土地⽤来种牧草⽐种⾕物更赚钱。斯密这⼀次，⽤经济学⽽⾮修辞学来提出论点。

过了⼏句话之后，斯密又把经济分析和修辞学纠杂起来，反驳对⾕物出⼜的奖勋。他说这会让国内的⾕物存货下降，国内的⾕价因⽽上扬，⽐歉收时的价格还要⾼。⾼⾕价会诱使进⼜增加，降低国内农民的市场占有率。

这项经济推理⽆可反驳。只是读者没想到，它所强调的事实：「出⼜奖励减弱了进⼜关税的保护效果」，会出现在倡导自由贸易的⾔论中。此外，斯密刚刚才说英国农民有成本优势，不需要关税保护。会不会是有些⼈没被说服，仍然希望维持关税保护，所以斯密告诉他们，只要主张废⽌出⼝奖励（斯密身为⾃由贸易的⿎吹者，⼀定会同意），他们就可以确保关税保护？停⽌这种想法！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根据的臆测。根据斯密⾃⼰的说法，出⼜奖励是商⼈与⾕物商船主的最爱，这些⼈的内⼼吝啬独占，受⼈唾弃，与乡村绅⼠的慷慨分享本性不属同类。

针对反⾃由贸易的第⼆种理由，斯密所提出的答辩以经济分析居多，少⽤空洞的修辞。第⼆种反对理由声称，⾃由贸易终必减少就业。斯密承认， 受到保护的产业会吸引更多资⾦，增加雇⽤⼈数。但他接着说，整体经济其他部门的资⾦，因⽽会少于原本可有的⽔平，⽽且（这就暗⽰）损失会超过利益。因此，国家若实⾏保护主义，财富将⽐⾃由贸易时少。撤消保护主义后，对就业的效果，与实⾏保护主义时形成鲜明的对⽐：他承认撤消保护的产业会减少雇⽤⼈数。但他接着说，经济体系有很好的适应⼒，失业者会被其他产业雇⽤。他指出，上⼀次战争（很可能是结束于 1763 年的英法战争）后退役的官兵，很快就找到新⼯作，⾜以证明经济体系有很好的适应⼒。 尤其是这些退役官兵，缺乏平民⼯作的技能与习惯，经济体系还能有此调整， 更是难能可贵。⽽且（他的修辞技巧在此处重现），保护措施可以逐步移除， 好让失业者有⾜够时间找到新⼯作。有⼈会问，既然经济体系能迅速吸收退役官兵，为什么还要逐步移除保护措施？（答案或许是：这是要对错过前⼀项保证的读者提供另⼀项保证，但这也只是另⼀项臆测。）

反对⾃由贸易的第三类理由，跟资本有关。其中之⼀在第⼆类理由中已经预见了，那就是⾃由贸易会减少就业，将导致国家的财富减少。另⼀种反对理由认为，⾃由贸易会使资本离开本国。这种反对意见涉及看不见的⼿， 我们因此对它较感兴趣。

对于担⼼国内资本会出⾛⽽反对⾃由贸易，斯密在答辩时使⽤「看不见的⼿」这何名⾔。他对资本外流所说的话，正是⽀持我对「看不见的⼿」的诠释，最强⼒的证据。

他说批发商（译注：表⽰⼤商⼈）倾向投资国内，只要国内的利润与国外相等或约略相当，就会这么做。他接着说这是⼀件好事。批发商在国内投资，并不是由于斯密所主张的理由，亦即国内的投资有助于国防。我们姑且假设，斯密所要求对象的社会⼤众，与批发商的想法相同。然⽽当社会⼤众读到这章时，是否会因为斯密描述国内贸易的众多好处，⽽相信这些利益重要到不应任其暴露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之下？ 斯密继续他的答辩。商⼈纵使可以不顾⼼中的不安⽽从事国际贸易，仍然不能完全克服那种不安。⽐⽅说，荷兰商⼈从⾥斯本买酒，运到康尼格斯堡卖掉，再从康尼格斯堡买⾕物运到⾥斯本出售。 他的资本似乎与荷兰国内的财富⽆关，其实不然。贸易商会在货物抵达⽬的港之前买下它们，在阿姆斯特丹卸下船，再重新装上船（虽然费⽤昂贵），所以阿姆斯特丹成为货物转运集散港。货物在重新装船的过程中，就成为荷兰国内资本的⼀部分。难道斯密要我们相信，⾃由贸易会使伦敦成为转运集散港？

他的意思既不是这个，也不是指「看不见的⼿」代表神经紧张的商⼈内⼼之不安，因为那是商⼈基于本能规避风险的结果。斯密解释「看不见的⼿」时加入⼀项关键条件：「只要国内的利润与国外相等或约略相当」，商⼈愿意在国内投资。

如果我们说，斯密认为国际贸易由于风险较⾼，因此利润率⽐国内贸易⾼，⽤这种观念来解释「看不见的⼿」会不会⽐较合理？按此说法，当国际贸易的额外利润不⾜以抵消隐含的风险时，商⼈出于利⼰动机，会避免在国没有差异。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假设，那根本就没有必要国际贸易，斯密当然不致如此，不论在本章或别章都⼀样。事实上他说过，种植⾕物的农民成本够低，⾜以保护他们对抗外国的竞争。但他没有说这适⽤于所有的货物，例如他在书中另⼀处对⾕物问题所说的话，就与此处⽭盾。

他对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利润率所说的话，暗⽰「看不见的⼿」虽然可以限制资⾦外流，但不能禁绝。他在另⼀章明⽩表达这项暗⽰，该章出现在 《国富论》第三卷，该卷的主题是国际贸易对国家种植业之影响与改进（⽤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国际贸易对国内农业资本价值的影响）。斯密在该处说，⽤于国际贸易的资⾦和⽤于国内制造业的资⾦⼀样， 是「⾮常不安定的财产」。在这⾥，他将国家的财产与贸易商或制造商的财产，作不同的看待。这段话再次显⽰，国家的财富就是个⼈财富的加总，个⼈的财富原本就对个⼈有益；国家的财富也对众⼈有益，这项益处就是国防。

他之所以说用于国内制造业与国内贸易的资金，对于国防的价值很不确定，是因为那些资金不同于用在农业的资金，只要资金所有人稍微不满，就很容易外流。这种说法可以解释成，制造商与贸易商是情绪化反复⽆常的 ⼈；也可以解释为（我觉得这⽐较合理），他们对国内的投资报酬率有点不满。

既然如此，「看不见的⼿」就不是⼀种⾃主的⼒量，它是在特定环境下运作的利⼰动机。资本主的⾏为若对公众有利，是由于他的⾏为对⾃⼰有利， 碰巧也对⼤众有益。如果他的⾏为对⾃⼰没有好处，对⼤众也就没有好处。

但也有相反的情况，资本主的⾏为虽然对⾃⼰有利，但对⼤众不利。这类情形并不罕见，虽然它们的重要性不⼀，但皆⾮微不⾜道。它们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可以从中看出，斯密对市场与经济政策的观念。在《国富论》与 《论法理学》（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）⾥，⼤约有35或40种（要看区分之粗细⽽定）政府干预措施，是斯密赞成或⿎吹的，可归为五⼤类。数量最多的⼀类，跟帮助买⽅、卖⽅或需要各种协助的⼈有关，例如烈酒课税⾼于啤酒税，是为了节制对酒精的消费。如果卖⽅居于独占地位，就规定⾷物的价格。数量次多的第⼆类，旨在透过管制或取代某些市场来增进效率，例如授予暂时性的独占特权、禁⽌在殖民地垄断⼟地。第三类，是以租税来重新分配所得（例如对房屋租⾦课税），或是重新配置资源（例如对地主限定⽤途之上地，对其租⾦课税）。第四类约束国际贸易，其中主要的措施旨在促进国防。第五类对货币发⾏与其他⾦融交易加以管制，例如⽴法规定在北美殖民地发⾏的纸币，不得作为法定货币。我在另⼀项研究中，对斯密称许的⼲预措施有详细说明。

这些⼲预措施，与「单纯的⾃然⾃由体系」背道⽽驰。斯密不但⽀持「单纯的⾃然⾃由体系」，也以此⼴为众⼈所感念。⼤家深深地记得，斯密所⽀持的「单纯的⾃然⾃由体系」，以⾄于对他所提出的干预措施，要不就略过不提，要不就说那些不重要，只不过是贴在⾃由竞争这个强健⾝体上的⼩绷带。其实这些例外很重要，斯密也这么说，他认为这些例外是对「单纯的⾃然⾃由体系」的修正。对与此事⽆关痛痒的读者来说，这就是结论了。然⽽， 这类读者不太可能确切明⽩，这些例外与「单纯的⾃然⾃由体系」如何能调整结合成为⼀体。少数⼏项⼲预措施可以促进众⼈的福祉，但有许多措施的效果可疑。 《国富论》的读者想要了解这本书，最困难之处在于，如何把许多南辕北辙的观点调整结合成为⼀体，这⽐了解个别观点困难多了。就斯密经济政策所包含的众多观念⽽⾔（这不是唯⼀的例⼦），尤其是如此。此外，他的表达⽅式也增加这个困难度。在⼀段不到200字的段落⾥，他说某项干预（禁⽌发⾏⼩⾯额的纸币），是「公然违反⾃然⾃由」，因为政府的⽬的就在于保护「⾃然⾃由」。但接下来的⼀句，就把「公然违反」降温为「或许在某些⽅⾯可以视为违反」。然后他又说，少数⼈的⾃然⾃由，不可以危及多数⼈的⾃然⾃由。每个政府都应该遵守这个原则，不论是⾃由的或是专制的政府。就这样，以谠论宏观⼤原则起头的滔滔⼤论，却以违背这项⼤原则的泛泛之⾔收尾。不论虎头或蛇尾，斯密说起来都是同样地意兴风发、深信不疑。

第三节

我对「看不见的手」在《国富论》中的意义，是取⾃斯密书中的说法， ⽽⾮根据他在其他书或⽂章中所说的话。他⾸次⽤到「看不见的手」，是在「引导哲学探索之原则：历史天⽂学的例证」这篇⽂章中（1758 年之前）。他在⽂中描述⼀个末开化者的原始内⼼，以及⼤⾃然中常态与⾮常态事件之成因。常态性的事件，归因于事物⾃然的本质，「⽕使⼈炙热，⽔令⼈清爽」。 ⾮常态的事件则归因于诸神：丰收或歉收，要看⼥神席瑞斯（ Ceres，罗马神话的耕稼神）的喜怒；雷震与闪电，是天神朱⽐特（Jupiter，罗马神话的天神）「看不见的手」的旨意。

斯密说，这种思考⽅式是多神论的起源，也是「将⼀切⾮常态的⾃然事件，归因于有智慧、但是看不见之存在的民俗迷信」的起源。他在 《引导哲学探素之原则：古代物理学史的例证》这篇⽂章中（可能写于 1755年之前），也说同样的话，但对末开化的⼈⼤加嘲弄。「他们⽆知、头脑不清，必然导致优柔寡断的迷信，将⼏乎每件意外，都归因于某只『看不见的⼿』的主观意愿。那只看不见的⼿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为了某种⾃⾝的或特别的⽬的。」

《论天⽂学》《论物理学》⾥的「看不见的手」，与《国富论》⾥的「看不见的手」毫⽆关系，也跟《情操论》⾥的完全不同。如果有⼈要把斯密的观念凝结成⼀体，这三者是⼀幅挑战性很⾼的拼图，其实就连他⾃⼰也从未想要将这此不相同的「看不见的手」调和在⼀起。他在 1773 年写给休谟的信中说，《论天⽂学》是「⼀个认真的年轻⼈不成体系的作品」。如果休谟活得⽐斯密久，或许不会认为值得出版。有⼀位知名的学者承认，斯密写完《论天⽂学》和《论物理学》后，把「看不见的手」的意义， 从可以解释⾃然界中⾮常态现象的⼒量，改为解释常态现象的⼒量。但是他仍然认为，斯密并没有改变信念，亦即有⼀种⾃然律在掌管⼈类的事情（「单纯的⾃然⾃由体系」）。正就是这种信念，使得斯密的作品前后⼀致、互相连贯。他之所以⽤「看不见的手」来表达多种⽭盾的观念，是因为他喜欢「简洁有⼒的句⼦」。

有⼈指出斯密喜爱他⾃⼰的声⾳（并且喜爱得有道理)，还有当他写到⼀段的尾声时，可能已经忘记是如何开始的。然⽽不论修辞或是健忘，都不⾜以解释他作品中出现的众多⽭盾。

我们可以换个⾓度来读《论天⽂学》和《论物理学》。把那此⽭盾视为尚待审理的末决问题，单从其他有趣的论点来考虑。这两本书是斯密对⾃然法则的早期探讨，有助于我们阅读《情操论》。更上⼀层来看，我们根据熊彼得 （Joseph Schumpeter）的称许，也应该更重视它们。熊彼得说，它们所显⽰的内⼼世界，是斯密的其他著作显⽰不出来的。它们是⼀个学识渊博者的作品。

前⾯引⽤过⼀段《论物理学》的⽂字，在那段⽂字之后就谈到⾃然法则的观念，也就是「关于宇宙的主宰、万物的上帝的观念，上帝最初⽤⼀些普遍的法则塑造了世界，以求整体万物之存活与昌盛，⽽不顾及任何个体之福祉」。斯密称之为⼀神论，并说这件事超过⼀个只能接受多神论者的理解范畴。

「⾃然秩序」这种观念，在《情操论》内的地位重要。如果斯密未曾写出 《国富论》或《论法理学》，那么《情操论》会让他在思想史中有不同于现有的地位，也可以减轻思想史学者的负担。《情操论》中的「看不见的手」，与《论天⽂学》《论物理学》者不同，它是「⾃然秩序」的组成部分， 不是被「⾃然秩序」所凌驾的观念。在这种理解下，「看不见的手」是⼀种善的⼒量。 《情操论》的主旨，是如何做出伦理性的判断，这不⼀定是经济学家关⼼的题材。他们关⼼的是所得如何分配，那也是该书的主题之⼀。斯密在书中解释决定所得分配之因素，以及虽然有钱⼈很⾃私，但长期⽽⾔所得分配⼏乎是平等的。这是因为有钱⼈既富有又愚蠢，⽽那是仁慈造物主的意愿。 他们⾃以为可以⽆限制地享乐，所以执意独享全部的果实。之后他们会发现「眼睛所看见的，超过肚⼦能吃下的」，因此必须替⽤不着的财富另谋⽤途。 是什么⽤途？送给穷⼈：

他们（富⼈）在「看不见的手」的指引下，所分送出去的⽣活必需品，与如果当初⼟地平分给每个居民，所能达到的分配效果约略相等。 因此他们不知不觉、⽆意之间，就促进整体社会的利益，提供万物滋⽣ 之所需。

这种「看不见的手」的观念令⼈难以相信，不过《情操论》所说的「看不见的手」，与《国富论》所说的有相似之处。⼆者皆促使⾃私的⼈去帮助别⼈，但不会增加⾃⼰的成本。此外，《情操论》与《国富论》对「看不见的手」都有称许之意。本⽂第⼀节曾说，有⼈认为「看不见的手」只是个玩笑，这种说法现在当然不成⽴。在《国富论》中，「看不见的手」引导⾃利的理性商⼈，在计算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风险与投资报酬率之后，决定在国内经商。在《情操论》中，「看不见的手」引导着笨伯的利⼰动机，购买远超过其所需要的物资，然后将其中的⼤多数送⼈。既是笨伯，他们就永远学不会教训。如果他们学得到教训，那么财富只需重分配⼀次，之后就不再有多余的东西可以给穷⼈，也没有什么需要「看不见的手」来重分配的东西了。

《情操论》令⼈疑惑难解。作者怎能在⼀本书⾥中肯切题、机敏精明、合情合理（譬如在 《国富论》的表现），⽽在另⼀本书⾥却不合逻辑、违背情理 （譬如在《情操论》的表现）？当然他没有说，有钱⼈将⼤部分财富送给别⼈。 据说他所指的是，富⼈透过提供就业机会来帮助穷⼈。这么说来，穷⼈的所得来⾃于⼯作，⽽不是来⾃富⼈的剩余物品。果真如此，「看不见的手」就不能解释什么了。斯密在《情操论》的推论，只有菜鸟才会这么说，⽽他在写 《情操论》时绝⾮⽣⼿，已经讲授经济学多年了。《情操论》中除了「看不见的手」，还有⼏处也令⼈⼤惑不解，我们不拟对此问题详加讨论。

我们不能略过《情操论》，因为它论及「看不见的手」。那只⼿与《国富论》的「看不见的手」很不相同，⼆者又都与《论天⽂学》和《论物理学》 的「看不见的手」或「看不见的物」不同。如果这⼏只⼿或物之间确实有某种关系，我们在斯密的作品中尚未能得到证明。在能证明之前，这三只「看不见的手」会继续代表三种截然不同的意义，⾄少在我看来是如此。在那⼀天来临之前，「看不见的手」的⾳乐背景，如果有的话，应保持低调，不宜做成⼤型叙事清唱剧，例如不宜做成某个末曾演奏过的主旋律的变奏曲。好⽐艾尔加（Elgar）就某⼀曲主旋律所作，取名为「谜」（Enigma）的变奏曲。该曲的主旋律未曾演奏过，然⽽艾尔加说它是众所熟知的曲⼦。艾尔加的主旋律，其实不是众所熟知的曲⼦，从⽽引发⼀些有创意的猜测。「看不见的手」也是如此。「看不见的手」的⾳乐背景，可以取名为「迷⼆部曲」（Enigma II）。加上数字II，是预防艾尔加的后⼈可能会提出侵权诉讼。斯密相信著作权应当受到保护，但在它们不应当受保护时例外。这又是另⼀个谜。

注：Christopher Berry and others (eds)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dam Smith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3。这是⽬前对亚当·斯密研究最好的综述评论，28篇概观，共 656 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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